■在對其他國家課徵高額關稅之前,增加對美國農村地區的投資或許可以顯著提高出口的績效
川普總統長期以來一直對於貿易逆差的問題糾纏不休。今年4月,他宣布貿易逆差構成了國家緊急狀態,而對於貿易夥伴威脅要徵收「對等關稅」。儘管部分的措施已被暫停,但川普對貿易逆差問題的堅持則仍然在繼續之中。
其實,減少貿易逆差的方法主要有兩種:(1)減少進口或(2)增加出口。川普是把重點放在前者,但後者可能會更有效——具體來說,就是把關注放在《美國農村地區尚未開發出來的出口機會》。
多年來,人們一直在研究城鄉的差異,而我們也知道都市地區在技術方面更先進、其發展更快速、而在經濟上也更具活力。但區域之間的差異如何影響到出口的績效呢?這個問題就較少受到關注。
對於這個問題的新研究正在興起之中。經濟學家最近發現,都市地區的出口額度是大幅高於農村地區,而這個差異對於美國的貿易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
研究人員利用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年度企業調查》與《2017年至2020年的貿易統計》的數據,計算了城鄉出口的差距。跟著,他們分析了造成差距的潛在因素,並將其分為「可解釋的因素」和「不可解釋的因素」。
「可解釋的因素」是來自於經濟學中所謂的「禀賦」(例如,數位基礎設施、對再生能源的可利用性或是高科技領域的就業機會)(註一)而造成的差異。這些因素被認為是《可解釋的》,因為這些因素是可被客觀加以觀察到的。
後者被稱為「結構性的優勢」。這對於出口成績來說是很重要的區域特徵,但由於無法觀察到,所以被認為是「不可解的因素」。
■以區域為基礎的政策是有效的

研究發現,城鄉出口的差距主要源自於「可解釋因素」的差異。如果農村的企業獲得與都市企業相同的資源的話,它們或許就能夠縮小出口的差距。
令人驚訝的是,《不可解釋因素》的數量卻是意外的少。換句話說,農村企業比起《從其地區的基本特徵所可加以預測者》,是可以獲得更大的成果。這意味著在農村地區,其出口的潛力是很大的。
都市在出口方面會處於優勢的背景是有好幾個因素的:都市擁有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科技工作者;企業的規模更大、技術更精湛,對於寬頻的存取更便捷,這意味著它們使用雲端運算的利用頻率更高。此外,都市還擁有更多出身外國的經營人員,他們似乎更能利用自己獨自的國際網絡。
但在這些差異當中,有許多差異或許是可以透過政策來解決的。
舉例來說,雲端技術的採用依賴《對於寬頻(broadband)的接取》,因此投資《數位基礎設施》是有助於促進農村的出口。
此外,我們也知道:特別是在金屬製造等行業,農村製造業的勞工之人均出口額與都市製造業是相當的,甚至比都市更高。促進農村製造業的發展是縮小出口差距的一種方法。
上面這項研究是可能對於政策決定的產生重要影響。
首先,這項研究會促使人們改變想法而不再將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歸咎於其他國家。其次,它會支持以特定地區為對象的「以地為本的政策」,而不是直接走上《向個人提供援助的「以人為本的政策」》。
美國前總統拜登的政策就是一個以地為本的政策的典型例子。拜登政府透過三項主要立法向農村地區投入了非常多的聯邦資金:《通貨膨脹控制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其中約43%(4,400億美元)的資金是用在《以特定地區為對象的投資》上面或是用在《為了解決農村地區特有的課題而進行的投資》上面。
這就促使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思考:農村出口的績效不好究竟是源自於可解釋的因素(例如寬頻接取),還是源自於《難以解決的本質上之不利條件》呢?
這些研究就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顯示出:城鄉出口差距很大程度是源自於生產資源不平等的分配,而不是農村特有的不利條件。
透過適當的投資,美國農村地區或許可以發揮比過去更大的作用。一連串的研究結果就顯示出聯邦政府持續支援農村發展的重要性。
如果美國想要縮少貿易逆差的話,其中一個答案或許是在農村的製造業方面,進行更多的革新。
在傳統的空間經濟學裡,農村與都市的差距被認為是基於群聚效應而產生的,美國的這項研究或許會帶來突破性的觀點。
(註一)經濟學中的「稟賦」(endowment)指的是一個個體、企業或國家在生產、交易或分配資源時所擁有的初始要素或資源。稟賦通常包含以下幾種:
1. 自然資源稟賦:某地區擁有的土地、礦產、水資源等,例如石油產出國家因其豐富的石油儲量而具有競爭優勢。
2. 勞動力稟賦:一個經濟體所擁有的勞動力人口、技能水平和教育背景,例如某些國家憑藉高技術人才在全球市場上佔據領導地位。
3. 資本稟賦:包含機械設備、基礎建設以及金融資源,影響經濟的生產能力和競爭力。
4. 技術稟賦:包括創新能力、研發技術和專利等,對於高科技產業尤為重要。
稟賦在貿易理論中尤為重要,例如比較優勢理論(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指出,各國應根據自身的稟賦而專注於最具生產效率的產業,從而提升全球貿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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