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都拉斯之後：台灣該如何走出「名義外交」的結構困境？

文/鄭紹春(前中華民國駐索羅門群島技術團水利專家)

宏都拉斯於2023年與台灣斷交，表面上是一場典型的「邦交國轉向中國」事件，實際上卻再次揭示台灣外交長期存在、卻始終未被制度性討論的核心問題：外交名義的選擇，是否已成為台灣對外關係的結構性限制？

在北京的「一中原則」框架下，「中華民國」被定義為不存在的政治實體。任何國家若以此名義與台灣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便會被視為挑戰中國主權。這使得邦交行為不再只是外交選擇，而成為高風險的地緣政治表態。

相較之下，「台灣」名義反而在國際實務中展現出高度彈性（親和力）。

當前多數民主國家雖未正式承認台灣為主權國家，卻普遍以「台灣」或「台北」名義，建立制度化、官方層級的實質關係。這種「不承認、但高度互動」的模式，已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台灣議題的主流做法。

索馬利蘭的出現，提供了進一步的比較視角。該地區未獲廣泛國家承認，卻能透過代表處制度，與台灣建立涵蓋安全、經貿與技術合作的準官方關係，顯示外交互動並非只能存在於「邦交／斷交」的二分框架中。

若將此邏輯套用至宏都拉斯，實際上存在至少三種政策選項：維持中華民國名義的正式邦交、改採台灣名義的準邦交模式（最佳），或採取漸進式混合路線（次佳）。後兩者雖在象徵性上不若正式邦交鮮明，卻在政治風險與可持續性上更具現實基礎。

問題最終回到台灣自身：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國際社會與我們互動的真實主體，早已是「台灣」（務實），而非僅存在於歷史與法理論述中的國號（務虛）？

宏都拉斯事件不應只是一次外交挫敗的記錄，而應成為推動台灣外交策略轉型的契機。當「台灣名義外交」不再只是權宜之計，而是能被制度化、正常化地運作，台灣或許才能真正走出邦交數量起伏所帶來的政治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