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以福澤諭吉來比擬曹興誠的「脫中」壯舉呢？》

文/黃澎孝

近來曹興誠辭去「中華文化總會」執行委員的消息，引發不少朋友的討論。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政治表態，也有人認為這只是名稱之爭。但在我看來，這件事之所以值得注意，並不只是「中華」兩個字的問題，而是它觸及了一個更深的問題：文明與文化的關係。

我之所以會想到以十九世紀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來比擬曹興誠，其實並不是因為兩人的立場完全相同，而是因為他們都在面對一個相似的歷史課題——當一個社會進入新的文明階段時，如何處理既有的文化框架。

福澤諭吉當年提出「脫亞入歐」，並不是要日本拋棄所有亞洲文化，而是認為日本若要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擺脫舊有的政治文明框架，轉而接受近代文明的制度與精神。換句話說，他要改變的其實不是文化的根，而是文明的方向。

同樣地，今天台灣社會所面對的，也是一個文明轉型的問題。

台灣的文化母體無疑來自中華文化。語言、節慶、飲食、家庭倫理，這些都深深植根於歷史傳統之中。然而，在過去數十年的歷史演變中，台灣社會又逐漸吸收了日本的制度文化與西方的民主思想。特別是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台灣完成了民主轉型，逐步建立起一個以公民權利、法治精神與公共參與為核心的社會。

如果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個相當罕見的現象——
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上，逐漸長出一種新的公民文明。

這種文明並不是否定中華文化，而是在文化母體之上發展出新的制度與價值。例如，台灣社會中日益成熟的公民社會、廣泛的志工文化、以及公民對公共事務的高度參與，都顯示出一種與傳統東亞政治文化相當不同的社會氣質。

正因如此，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異，逐漸不再只是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是社會文化與文明氣質的分流。當這種分流日積月累，人們自然會開始思考：在文化符號與文明方向之間，是否仍然保持一致？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曹興誠的辭職才顯得具有象徵性。

他所提出的問題，其實並不是文化應不應該傳承，而是：當一個社會的文明已經發生轉變時，原有的文化框架是否仍然能夠準確地描述這個社會。

因此，我才會想到福澤諭吉的比喻。
不是因為台灣需要「脫亞入歐」，而是因為台灣正在經歷一種與十九世紀日本類似的歷史時刻——文化仍然延續，但文明正在轉向。

在這樣的時刻，討論名稱、象徵與文化認同，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台灣這個社會，如果要用幾個詞來形容，我更願意說，它是一個：

美麗祥和、
人情溫暖、
朝氣蓬勃、
富裕安康的公民社會。

或許，這正是台灣文明正在形成曹興誠所定義的「真、善、美」的樣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