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回來,本期的主題要跟諸君分享我對「人文」兩個字的看法與體會。就從三十多年前我回國籌備中山大學音樂系的經驗談起吧。
文 / 洪萬隆 (中山大學退休教授)
到了這把年紀,世事如浮雲,除了兒孫聚會之外,好像也沒甚麼可期盼的了。但,過年嘛,總要說兩句應景的話,就說說過年我最喜歡的兩句話吧。一句是:「說甚麼舊歲新年,還不是昨日今朝」;另一句:「白水清茶權當酒、蘿卜青菜且為葷,橫批也是過年……」。唉唉唉 ,各位親朋好友別在意夫子的胡言亂語,人生每一刻總要有個盼頭才好。謹祝諸位兔年活蹦亂跳,撞到好運、撞到財運、撞到保生大帝(主管身體健康的神)。
話說回來,本期的主題要跟諸君分享我對「人文」兩個字的看法與體會。就從三十多年前我回國籌備中山大學音樂系的經驗談起吧。
1989音樂系是成立了,但是養育這個系可是大問題。教育部才不管系的特殊屬性,每個系每年撥給的圖書儀器經費是固定的,雖然對音樂系已經很特別的了,音樂系是文科科系但按理工科系的圖書儀器費標準編給,即使如此,對一個新設的音樂系而言也是杯水車薪。當然標準經費也是無法滿足理工科系的需求,但是當時教育部裡頭有個「科技顧問室」的單位,可以額外挹注經費給理工科系,幫忙解決困境。因此,我大發奇想,擬了一個成立「中山大學交響樂團」的計畫親自送到「科技顧問室」,希望也能獲得關注。接見我的科技顧問室顧問(代部長執行業務等同顧問室主管)跟我說顧問室的業務只管醫農理工,文科並不在內。我不知道哪來的靈感,搬出音樂理論發展史大肆說辭一番,從音樂一科早期是掛在理科說起(是真的不是蓋的),到音律學的畢氏定律,最後說到大學科系的系名,音樂學系也可以稱做音樂科學系……唉,也不知道顧問有沒有聽進去,反正最後是同意將我的計畫送顧問室委員會討論,更令人興奮的結果是連續兩年每年給了我一大筆錢,音樂系的交響樂團才得以設立(君可知否,那些樂器可都是非常昂貴的)。
當年的那位科技室顧問後來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陳文村教授。我兒子Peter結婚時陳校長出席了喜宴(Peter在清大任教),跟他提起這件事,他表示還記得,因為我的奇想讓他印象深刻。輪到他在喜宴上致詞時,把這個故事說與全體賓客分享,他的結論是人生何處不相逢,轉了多年竟然跟當時洪教授的公子同事,不禁令人對生命的歷程無限感慨。
不知是否受這件申請案的影響,隔兩年,「科技顧問室」更名為「顧問室」,業務範圍涵蓋了文學院。
多年後,國科會終於注意到人文發展的必要性,因此,曾邀集多位人文與科技界大老到各大學校院座談有關「人文與科技」整合發展的主題,不管是否轟動,總是對國內重科技輕人文的現象提出一個觀點。後來更公佈了〈人文社會科學白皮書草案〉,讓我們這些文科教授有點點振奮。
從世界著名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特(John Naisbitt)應邀蒞臨臺灣演講,到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百億文化預算的政見等新聞佔了報紙顯著的版面,「人文與科技」的話題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約翰奈思比特說:「儘管科技不斷進步,卻很少人去思考人文與科技的關係,無論他的影響是正是負,人文對科技的影響已不可免。」大師之言鏗鏘有力,但並不新鮮。不說老祖宗的智慧--周易早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語,或春秋戰國既有魯班工藝之精,同時也是人文薈萃等人文科技並重的時代;就近而言,近年來國內的人文學者眼見社會一片重科技輕人文的風氣,也一直大聲疾呼:「忽略人文,國家發展堪虞」,但仍是言者鑿鑿聽者藐藐。
自從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興起,科技就注定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上扮演主導角色,好處是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壞處則是把人類推向物質文明的高峰。從此,人類的焦點大都集中在外在世界,而內在的思維逐漸成為附屬品。
令人遺憾的是,「外在世界」常被誤認只是「實體世界」,是物質的範疇,以「器」克服之即可,亦即「科技萬能論」,這可真繆誤之極。英國哲學家羅素說:「人類自古以來有三個敵人──自然、他人、自我。」這句話點出了人類文化的進程。文明發展過程中,人類為了克服「自然」的困境,首先創造了物質文化;為了與他人和諧共處,又建立了道德、規範、制度,典章、法律等社會制度,人類藉這些群體與倫理文化得以從事社會生活,構成複雜的人類社會;最後,為了克服第三種敵人──自我,也就是要克服自己在感情、心理、認知上的種種困難,創造了理性文化。這是人類最高層的文化,文明人應努力追求的境界,稱之為「人文」。
二十世紀中葉,人文與科技的問題曾在美國掀起一陣討論的熱潮。當時,美俄太空競賽,當俄國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領先發射後﹐美國一陣恐慌,在感覺科學落人於後的自慚之餘,痛定思痛深入探討,亟思補救之道,發覺學校教育不光是把科學課程提昇就罷了,學校更應努力發展人文課程,使每位國民具有高度的人文素養,並整合人文與科學,以發展出一套堅實的思維邏輯,才是真正的落實「國力」。這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將科技之停滯不前,歸咎於貧乏的人文環境。(美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就是那時成立的)
經濟社會大家的焦點容易聚焦在實用面與產值面。雖然講究實用面與產值面並沒有錯,但是實用面與產值面終究只是學術的末端,沒有強而有力的上游學術,是不能有突出的下游。比方說,沒有很強的數學系,就不可能產生統計系與計算機科系,沒有強的機械系,航空系就難有成就。
那到底大學教育的本質是甚麼,就是人文思考的教育。所有的現實科學都有邊際,只有人文思考可以飛越藩籬,突破現實,一時間也許會被認為空思夢想,不著邊際,但是,沒有以人為本的人文思考與想像,人類的文明是不可能往前推進的。
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995年)。所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提出過兩個著名的問題,這個問題後來被人們稱做李約瑟難題。這兩個難題分別為:
為什麼在西元前一世紀到西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顯示。從西元6世紀到17世紀初,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地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劇降為只占0.4%。
愛因斯坦在1953年給美國科學家斯威策(J.E.Switzer)的一封信所寫: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這個註解也許給李約瑟的兩個難題畫出一點點想像。我堅信大學教育不是職業訓練,不是教導學生如何就業,而是要培養會生活、懂得生活、進一步能創造生活的人。更重要的,要會思考、懂得思考,實現思考。
多接近人文,人生將充滿創意、滿足、享受與快樂。因此,約翰奈思比特在演講結束之時引用達爾文的話:「在我三十歲之前曾十分享受朗誦詩,而今我的心智卻像機械一樣。如果還有來生,一定要每週朗誦一次詩,欣賞一次音樂。我已失去品味,失去快樂,我自然的情感已漸枯竭。」
這是對人文一個溫暖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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