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G7峰會登場，在G零世界還能做什麼？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15日至17日，七大工業國集團第52屆正式峰會在法國埃維昂萊班（Évian-les-Bains）舉行。然而，當與會領袖齊聚一堂之際，國際社會的權力格局已與1975年這個論壇誕生時截然不同。根據常駐加拿大多倫多的政治專欄作家塔莎·凱里丁（Tasha Kheiriddin）於6月16日在GZERO Media發表的文章，2026年的G7發現自己正運作於一個「G零」世界，一個沒有明確領導者的世界。

「G零」一詞由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提出，描述的是一個沒有任何單一國家或國家集團有能力且有意願主導全球議程、解決世界最緊迫問題的時期。凱里丁指出，美國已從全球警察的角色撤退，轉而追求「美國優先」的議程，這使其與盟友疏離。在此脈絡下，G7有時看起來與其說是七國集團，不如說是「G6加1」。這個走過半世紀的集團，在一個缺乏領袖的世界裡，究竟還能扮演什麼角色？

從危機管理到內部分裂

G7的誕生本身就是危機的產物。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與石油危機席捲全球，當時全球最發達的工業民主國家決定定期聚會，共同管理全球危機。此後數十年，這個集團協助協調應對冷戰結束、恐怖主義、氣候變遷、新冠疫情以及烏克蘭戰爭等重大挑戰。

然而時至今日，這個曾經的「全球危機管理俱樂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裂痕。凱里丁的觀察顯示，本屆峰會的議題清單本身就充滿分歧：烏克蘭戰爭、伊朗局勢、人工智慧與網路監管等。有些議題能產生共識，有些則引發對立，而這引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一個沒有領袖的世界裡，G7是否仍然重要？

凱里丁分析，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協議是G7成員能夠找到一些共同點的領域，各方都希望停止敵對行動並重新開放荷莫茲海峽。然而，共識僅止於表面。協議的執行細節（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停止敵對行動的條件、協議的執行機制、以及船隻通過荷莫茲海峽是否需繳納通行費等）都充滿不確定性。更關鍵的是，G7盟友可能在這些事務上沒有發言權，正如他們在戰爭爆發前未被諮詢一樣。

數位監管的「一國一制」

如果說伊朗議題顯示的是「表面共識、內部矛盾」，那麼網路與人工智慧監管則赤裸裸地暴露了G7成員國之間的根本分歧。

凱里丁指出，就在科技巨頭的高層主管準備與G7領袖會面之際，英國宣布全面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加拿大和法國也跟進採取類似措施。然而，白宮批評英國的禁令與言論自由不一致；日本拒絕了以年齡為基礎的禁令構想；義大利和德國則採取較不嚴格的限制措施，如要求家長同意。

更尖銳的衝突在於網路監管的經濟層面。據報導，美國威脅除非法國取消其數位服務稅（華盛頓認為該稅損害美國科技公司），否則將對法國葡萄酒和香檳加徵100%的關稅。凱里丁的觀察顯示，這種貿易摩擦並非新鮮事，加拿大去年就取消了實施類似稅收的計劃，以換取與美國就《美墨加協定》的未來進行談判。在數位監管這個議題上，G7不僅沒有統一戰線，反而呈現出「一國一制」的破碎景觀。

烏克蘭：共識的表象與權力的現實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以法國嘉賓的身分出席峰會，向G7領袖推銷他的和平方案。會前，他呼籲G7國家為烏克蘭的防空提供更多支援。會後，他與川普和馬克宏進行了會談。川普將會面描述得相當正面，表示「俄羅斯應該達成協議」，因為雙方在戰爭中都遭受了巨大損失。

然而，凱里丁警告，表象之下隱藏著深刻的權力現實。烏克蘭的歐洲盟友目前負擔了烏克蘭戰爭 effort 的三分之二經費，他們希望在任何衝突解決方案中擁有發言權。問題在於，他們是否真的能如願，或者說，他們是否真的希望川普來主導談判的基調。在G零世界中，即便是在烏克蘭這個「共識議題」上，盟友之間也存在著誰來主導、誰來買單的微妙角力。

萎縮的經濟實力與擴張的兩難

除了政治分歧，G7還面臨一個更根本的挑戰：經濟影響力的持續衰退。凱里丁引用的數據顯示，1980年G7國家佔全球GDP的60%以上和全球人口的近14%；如今，這兩個數字分別降至44%和不到10%。中國大陸經濟的擴張、印度的成長，以及韓國和新加坡等經濟強權的崛起，已將經濟影響力從擁有五個G7成員國的歐洲轉移出去。

面對影響力下滑，G7能否透過擴張來重振聲威？凱里丁的看法是，雖然G7每年邀請觀察員國與會（今年包括肯亞、印度、巴西、埃及和韓國），但它並不接納新成員。俄羅斯曾在1998年加入，短暫將集團轉變為G8，但在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後被凍結會籍。

近年來，學者和觀察家呼籲接納韓國和澳洲，認為這將使G7在印太地區戰略重要性日益增長的背景下更具相關性和有效性。但批評者反駁說，更大的G7將是多餘的，它將開始與已包含全球有影響力開發中國家的G20功能重疊。凱里丁的觀察顯示，G7陷入了擴張的兩難：不擴張則影響力萎縮，擴張則可能喪失其作為「精選俱樂部」的獨特性。

團結起來，或是讓開道路

決定G7未來命運的最大因素可能不是任何單一危機，而是集團內部缺乏團結。凱里丁指出，在去年於加拿大卡納納斯基斯舉行的峰會上，G7打破了先例，未能發表一份全面的最終聯合公報，主要原因是美國與其他成員國在貿易問題上的分歧。集團最終只發布了一系列範圍較窄的聲明。

今年在法國埃維昂的峰會，外界普遍預期將重蹈覆轍，不會發布全面的聯合公報。凱里丁引述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峰會開幕時的談話：「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秩序中，人們不能依賴單一組機構、單一集團、單一國家來提供答案。」卡尼的這句話，或許是對G7在G零世界角色最精確的註腳。

結語

在G零世界中，G7的角色正處於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它既無法像冷戰時期那樣充當西方陣營的指揮中心，也無法像金融危機時期那樣扮演全球經濟的消防隊。凱里丁的整體分析顯示，當美國從全球領導者轉變為一個「美國優先」的競爭者時，G7的其他成員國被迫在「追隨美國」與「尋求替代方案」之間做出選擇。

G7不會消失，它仍然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已開發國家論壇之一。但在一個沒有任何國家或集團能夠主導全球議程的世界裡，G7的命運或許正如凱里丁所暗示的那樣：它必須決定是要重新找到團結的基礎、成為一個真正能行動的集團，還是繼續在內部分歧中空轉，看著自己的影響力在G零時代的碎片化浪潮中一點一滴流失。2026年的埃維昂峰會，或許不會給出最終答案，但它無疑是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風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