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從嘉慶君到文化部：偽歷史的製造術

文／蕭錫惠（紐約NPI電腦公司總經理、民進黨美東黨部前評議委員）

2022年，一部名為《嘉慶君遊台灣》的歌仔戲劇在文化部補助下隆重推出，總預算超過一億元，其中高達3500萬元由國家補助。各界掌聲雷動，稱其為「地方文化的復興」、「傳統戲曲的創新再現」。但當我們抽絲剝繭，會發現一個難堪的事實：這一切，是建立在一段根本不存在的歷史上。

嘉慶帝，從未踏上過台灣。歷史上毫無他「微服出巡」巡視民情、與百姓交心的記錄，這不過是一段出自清末民初民間戲文、錯置於地方志、被傳統劇場延展成「勵政故事」的穿鑿附會。如今，它卻被文化部轉化為當代「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代表作，並投入鉅額公帑加以再製、宣傳與包裝。

這種行為，不只是「藝術自由」的問題，它觸碰到一個民主社會最根本的倫理界線：國家是否可以用資源製造「偽歷史」？

一、從補助邏輯到敘事操弄：何謂「制度性偽記憶」

我們必須誠實地承認，今日文化部的補助系統早已發展出一套精準的「敘事偏好模板」：強調「在地性」、搭配「歷史意涵」、最好再添加一點「台灣特有的政治對照性」。只要提案文本順著這套邏輯設計，幾乎就能順利取得預算支持與平台曝光。

《嘉慶君遊台灣》正是這樣一個標準樣板。它滿足了所有政策審核慾望：使用傳統表演藝術、聚焦台灣鄉土歷史、塑造「帝王愛民」的集體想像。

然而，它的基礎卻是虛構的。這樣的操作，不就是用偽歷史換取真資源嗎？

更弔詭的是，這些創作在藝術與政策之間，進一步被冠上「文化外交」、「國際行銷」、「公共價值」的正當性包裝。

於是，一場原本只是庶民娛樂的虛構戲碼，竟成為我們國家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被下一代誤認為真實歷史。

二、當歷史變成「商品說書」，公帑成了記憶造假的資源池

歷史如果是可以任意重寫的，那麼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譴責偽造文書？想想看：若一名律師偽造遺囑，剝奪他人財產，他將依法受罰。但若文化官僚以國家名義，偽造歷史敘事來剝奪全民對真相的判斷能力，他卻可能獲獎、升遷，甚至被歌頌為「文化推手」。這是何等荒謬的制度邏輯？

文化政策原本應該是鼓勵實驗與真誠探索，但如今卻變成一種「預設結論式創作競賽」：你要批判，但不能太過真實；你要談歷史，但不能太複雜；你要貼地，但最好符合政策文件的版本。

結果就出現一種怪現象——台灣的藝術圈不再思考歷史，而是在生產「可以交報告的歷史幻覺」。

在這種環境下，真正敢於拆解歷史權力、挑戰文化敘事的創作者，反而被邊緣化，因為他們的作品太難「定義」，太不「可控」。

三、「政治正確」與「文化造假」的共犯結構

更深層的問題是，這樣的偽歷史製造術，其實早已滲透文化治理的方方面面。我們的博物館展覽、教育課綱、甚至影視節目，常常不自覺地引用被「神話處理」的歷史片段，並以「文化主體性」為名予以強化。

這不是單純的無知，而是一種政策選擇性的記憶建構策略。就像中國政權喜歡製造「毛澤東親自關心農村建設」的影像敘事、俄羅斯喜歡渲染「普丁打擊貪腐英雄化」的新聞敘述，台灣則選擇包裝一位根本沒來過台灣的清朝皇帝為「地方文化關懷者」。

這其實是民主政治最危險的偽裝——用文化溫柔地遮掩權力，讓群眾甘願接受假記憶，並以為那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四、我們該重新設問：藝術自由不是虛構歷史的免責牌

這篇批評不是要否定歌仔戲的美學價值，也不是要打壓創作自由。但若藝術創作要享受公共資源的支持，它就必須接受公共審問。當創作內容觸及歷史再現、政策合作與國家敘事時，它就不能逃避基本的事實責任。

在民主國家，我們容許「表演的歷史」，但我們不該用納稅人的錢去推動「造假的歷史」。藝術可以誇張，但不能蓄意誤導；可以象徵，但不能代替真實。

文化部與其補助「虛構君王關心台灣」，不如補助那些真正解構台灣歷史斷裂、挑戰威權神話、敢於說「皇帝其實沒來過」的創作。因為唯有直視真實，我們才有資格說我們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