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3月上旬,中東的火藥庫再次被引爆。隨著以色列與美國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及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在空襲中身亡,其子穆吉塔巴·哈米尼(Mojtaba Khamenei)迅速被推舉為新任最高領袖,波斯灣上空戰雲密布。這場危機不僅是中東權力格局的震盪,更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劃開了深埋在全球經濟肌理之下的結構性病灶:世界經濟對於外部衝擊的吸收能力,或許已經永遠地喪失了。
荷姆茲海峽上的裂痕:從「油閥」到「斷頭台」
荷姆茲海峽,這條全球石油運輸的命脈,素來被視為世界經濟的阿基里斯腱。此次危機中,它迅速從「油閥」轉變為可能斬斷全球供應鏈的「斷頭台」。伊朗當局迅速宣布封鎖海峽,海運公司紛紛避走,事實上已形成「封鎖」。這並非單純的軍事對峙,而是直接掐住了全球工業化的咽喉。
分析顯示,當前局勢存在兩個關鍵的演變路徑。在「標準情境」下,若衝突在數周內平息,且僅止於荷姆茲海峽的「事實封鎖」,而未對產油設施造成大規模破壞,國際油價可能推升至每桶80美元左右。然而,一旦戰事延長、海峽遭「全面封鎖」(例如佈設水雷),甚至波及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的石油設施,那麼油價飆升至每桶120美元的「風險情境」將迅速成為現實。
目前,伊拉克、卡達等國已因運輸中斷和儲存能力達限而宣告「不可抗力」,減產壓力如山雨欲來。石油輸出國組織與夥伴國(OPEC+)雖宣布增產,但在多國供給能力受創、投資不足的現實下,此舉更像是無力回天的政治表態,對平抑物價的實質效果備受質疑。這顯示,單純的供給面衝擊,已足以讓脆弱的能源市場陷入失靈的境地。
失靈的避震器:全球化後退與財政空間的雙重擠壓
過去數十年,全球化的最大成就,是賦予了世界經濟強大的韌性。當一個地區發生供給中斷,跨國企業能迅速從其他區域調配資源,資本與商品的自由流動如同避震器,能有效吸收並分散衝擊。然而,這套機制正在快速失效。
近年來,從美中貿易戰到俄烏戰爭,保護主義抬頭與地緣政治對抗,正將全球經濟推向「區塊化」與「分裂」。以原油市場為例,西方國家與東方陣營之間的供應網絡日益分化,當最重要的中東原油來源受阻,尋找替代路徑的成本與難度已遠非昔日可比。這種供應鏈的「硬化症」,使得任何區域性衝突都可能迅速演變為全球性的物價飆升。
與此同時,各國政府的財政避震器也因長年過度使用而彈性疲乏。在過去,冷戰結束後的「和平紅利」讓各國得以壓低國防支出,將更多財政資源用於經濟調控。但如今,大國對抗加劇,各國被迫擴充軍備,財政負擔日益沉重。
以台灣為例,其能源高度依賴進口,面對輸入型通膨的壓力本就巨大,而各級政府財政狀況不一,社會福利等剛性支出持續增加,使其在面對此次危機時,能夠動用以緩解物價上漲對民生與產業衝擊的財政空間相當有限。政府干預經濟的範圍愈廣,財政僵固性愈強,面對突發危機時的調適能力就愈弱。
震央之外的餘波: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脆弱鏈條
這場能源危機的衝擊波,將毫無懸念地掃向全球每一個角落,尤其對高度依賴中東石油的亞洲經濟體構成嚴峻考驗。
中國大陸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石油消費有約六成依賴中東進口,而戰略石油儲備僅約百日,遠低於台灣依據法規的存量。一旦中東石油供給長期中斷,大陸將面臨嚴峻的能源安全挑戰,被迫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搶油,這不僅會加劇其自身的輸入性通膨壓力,更可能透過貿易與金融管道,將價格波動傳導至全球。
對台灣而言,這場危機可謂雪上加霜。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長期高達97%以上,其中原油進口亦高度集中於中東地區。在進口物價蠢動、國內電價調整壓力未減的背景下,能源價格飆升將直接推升生產與民生成本,形成更頑固的成本推動型通膨。台灣經濟高度仰賴對外貿易,全球需求的放緩與供應鏈成本的增加,將對出口表現與經濟成長動能形成雙重打擊。
正如相關分析所隱含的,在和平時期若未能有效強化能源安全、多元布局,並審慎評估財政韌性,危機來臨時所需付出的代價將無比沉重。這顯示,在全球化避震器失靈的時代,單一經濟體的努力,已難以完全抵禦系統性的全球風險。
油價飆升與停滯性通膨的幽靈
油價的失控上漲,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將全球經濟推向停滯性通膨的深淵。原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其價格飆升意味著生產成本全面上揚,最終將侵蝕企業獲利、壓抑民間消費。這將導致經濟成長停滯與物價持續上漲並存的痛苦局面。
從非產油國的角度看,巨額的財富將被強制轉移至產油國,形成一次史無前例的全球財富重分配。而各國央行將陷入兩難:若為壓制通膨而升息,將扼殺本已脆弱的經濟復甦;若為刺激經濟而維持寬鬆,則通膨將徹底失控,貨幣恐將劇烈貶值。市場對政府財政紀律的信心一旦崩潰,主權債券殖利率飆升、匯率暴跌,將進一步加劇停滯性通膨的壓力,形成難以掙脫的惡性循環。
結語:在失能的時代,尋找新的生存邏輯
伊朗領導層的迅速更迭,以及其展現出的強硬抗爭姿態,顯示這場衝突短期內恐難落幕。美國情報圈先前已警告,單純的軍事打擊難以摧毀伊朗以宗教與軍隊為核心的權力結構。然而,決策者似乎選擇了忽視這項冷靜評估,轉而押注於軍事冒險,其結果是全球共同承擔一個更加混沌、漫長且代價高昂的衝突。
世界經濟已不再是20年前那個能快速復原的彈性體系。全球化退潮、供應鏈板塊化、財政空間枯竭,三者疊加,宣告了「衝擊吸收能力」的時代已然終結。在這場伊朗危機中,我們目睹的不僅是一個區域強權的變天,更是舊有全球經濟秩序的一次系統性失能。對於各個經濟體而言,當務之急已不再是追求效率極大化,而是如何在一片失能的廢墟上,重建起最低限度的生存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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