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供給洪流撞上需求乾涸的中國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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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中國大陸經濟當前所面臨的困境，已不再是景氣循環意義下的短期放緩，而是一種深層、結構性的失衡狀態。根據既有研究，中國大陸長期將公部門資源集中於供給能力的擴張，使產能快速成長，但最終需求，特別是家計消費，卻未能同步擴大，導致「供給過多與需求不足」成為制約中長期成長的核心矛盾。

這一問題並非近年才出現。相關學者指出，早在1998年至2003年間，政策層已意識到供給能力擴張與需求吸納能力之間可能產生落差，只是在過去高成長環境下被掩蓋。隨著人口紅利消退與經濟規模擴大，這一矛盾如今全面浮現。

從供給約束轉向需求制約的經濟現實

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的成長模式，建立在持續擴張供給能力之上。公部門主導的大規模投資，使製造業、基礎建設與產業鏈配套迅速成形，成功突破早期供給不足的瓶頸。然而，這套模式在經濟邁入中高所得階段後，其副作用日益明顯。

附檔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大陸實質GDP成長率約為4.9％，勉力達到官方設定的5％左右目標，但需求結構已出現明顯變化。2025年1月至9月，最終消費支出對GDP成長的貢獻為2.8個百分點，總資本形成僅0.9個百分點，顯示投資拉動效果顯著下降。

同時，GDP平減指數自2023年第二季起，已連續10個季度呈現負值，2025年第三季名目GDP成長率僅3.7％。這代表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供給擴張正轉化為價格壓力，而非實質成長動能。

家計消費長期偏低的數量證據

需求不足的核心，集中體現在家計消費占比長期偏低。根據相關研究，目前中國大陸家計消費僅占GDP約39％，明顯低於其經濟發展階段所對應的水準。學界普遍認為，若要邁向「適度發展」經濟體，該比重需提高至約60％以上。

從消費行為觀察，2025年1月至11月，小零售銷售年增率為4.0％，雖略高於2024年的3.5％，但此成長高度仰賴政策性補助。家電、音響與影像設備銷售金額於2025年1月至11月年增14.8％，然而9月僅增3.3％，10月與11月更轉為兩位數負成長，顯示補貼效果已明顯遞減。

汽車市場亦呈現相同特徵。2025年1月至11月，汽車銷售台數年增11.4％，但銷售金額反而年減1.0％，反映激烈價格競爭與需求品質不足。

所得分配與社會保障落差的量化對照

家計消費偏低，與所得結構與保障體系高度相關。研究指出，公部門退休人員平均每年可領取約7萬至8萬元人民幣年金，而農村高齡人口，占全體退休者約55％，年金僅約2,000元，折合每月約200元。

其他資料亦顯示，農村年金月均約244元，換算每日僅約1.1美元。如此懸殊的保障差距，使低所得與農村人口不得不維持高度預防性儲蓄，直接壓抑消費能力。

從宏觀層面看，這種結構性儲蓄行為，導致資金大量停留在金融體系內，卻無法有效轉化為最終需求，形成需求端長期疲弱的惡性循環。

公部門資源配置失衡的數據輪廓

另一項結構性問題，在於公部門資源配置方向。相關研究估計，中國大陸公部門所掌控並可調配的資源，占GDP比重超過45％，其中多數仍配置於產業開發與基礎建設。

相較之下，用於家計、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的比重明顯不足。這使得即便整體財政支出規模龐大，卻難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費能力。

附檔資料亦顯示，2025年固定資產投資年減2.6％，其中不動產開發投資年減高達15.9％。即便如此，資源配置邏輯仍未出現根本轉向，需求端支撐依然薄弱。

學界提出的定量改革方向

針對此一結構性困局，學者提出具體、可量化的改革路徑。其一，是設定明確消費占比目標，例如在2035年前，將家計消費占GDP比重由約39％提高至約61％。

其二，是在未來5年內，讓消費比重每年至少提高1個百分點，以取代單純追求投資擴張的成長邏輯。

其三，政府已提出在約10年間，將中所得人口由約4億人擴大至8億人。為實現此目標，政策重心須由實體資產投資，轉向教育、醫療、育兒與長照等「人的資本」投資。

更進一步的建議，則是調整公部門資源配置比例，將原本偏向供給側的結構，逐步轉為以消費與社會福利為核心。例如，若將農村基礎年金由每月200元提高至約1,000元，對高邊際消費傾向族群的刺激效果，將遠勝於產業補貼。

結語

綜合現有數據可以清楚看見，中國大陸的供給過多與需求不足，並非短期政策失誤，而是長期供給導向成長模式、所得分配失衡與資源配置偏向所共同造成的結果。GDP成長率放緩、消費占比僅約四成、農村年金每月僅200元左右，這些數字共同勾勒出需求不足的結構現實。

若未能在資源配置與社會保障層面進行根本調整，即便持續推出補貼與刺激措施，也難以扭轉趨勢。從供給主導轉向消費主導，不僅是一項經濟選擇，更是一場制度與治理結構的深層轉型，其成敗，將決定中國大陸未來一段時間的成長品質與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