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國民黨與中共從歷史敵對走向政治互動的關係轉折

文/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近年來國民黨與中共關係的深化，從長期敵對逐步轉向政治協調，已成為台灣民主發展中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這段關係的演變，歷經國共內戰後的全面對立，到冷戰結構鬆動後的接觸嘗試，再進入以「九二共識」為核心的制度化互動階段。表面上，國民黨將此路線包裝為追求和平與穩定的務實選擇，實際上卻逐漸演變為政治語言、政策立場與中共高度重疊的結構性轉向，對台灣民主體制與主權安全構成長期而深層的壓力。

1990年代國民黨失去執政地位後，兩岸政策開始出現明顯調整。2005年連戰訪中並啟動「國共論壇」，象徵國民黨與中共建立直接政治互動管道，雙方以「九二共識」作為對話基礎，形成一套模糊而不對稱的政治架構。對國民黨而言，這套論述被視為穩定兩岸關係的關鍵支柱，對多數台灣社會而言，九二共識在中共長期單方面詮釋為「一中原則」的前提下，始終難以消除對主權被侵蝕的疑慮。

進入2020年代，這種結構性靠攏進一步加深。連勝文、洪秀柱、傅崐萁、夏立言等國民黨重要政治人物密集訪問中國，在公開場合呼應「反對台獨」、「中華民族共同體」、「兩岸一家親」等中共統戰語彙，使政黨互動不再只是技術性溝通，而是逐步轉化為政治認同與敘事框架的同步化。

2025年10月國民黨完成黨主席改選，新任黨主席鄭麗文在當選後即收到習近平發送的賀電，並迅速回電重申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強調推動兩岸和平與「民族復興」。這種高度對稱的政治互動，引發社會對中共是否已對國民黨黨內權力結構產生實質影響的質疑。同年12月，鄭麗文在公開演講中表示兩岸互不隸屬但同屬一個中國，該說法在法律與政治意涵上明顯貼近中共統戰邏輯，隨即引發政府與輿論高度關注。

這樣的語言轉向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國民黨內部長期親中路線逐漸制度化的結果。當黨主席的政治表述與中共官方敘事產生高度重疊，政黨角色已不再只是台灣內部政治競爭者，而逐步成為兩岸權力互動中的一環。

更引發社會爭議的是2025年12月20日，在立法院進行年度預算與國安相關法案審查的關鍵時期，國民黨七位立委翁曉玲、葉元之、林思銘、邱若華、鄭正鈐、呂玉玲、涂權吉低調前往中國廈門，名義上參加台商活動。由於行程未事前公開，媒體直擊立委搭機畫面後，引發社會對「秘密訪中」的高度疑慮。

儘管相關立委事後強調行程屬私人性質或關懷台商，但在國防特別預算與國安法案審查期間赴中，本身即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更有傳聞指出，國台辦經濟系統官員曾南下接觸，外界質疑這類「化整為零」的接觸模式，實質上可能涉及政治訊息傳遞與立法方向的協調。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強烈反彈，並非單一行程本身，而是與國民黨近期在立法院阻擋國防特別預算、反對立委赴中報備制度修法的整體行為形成高度連動，使社會合理懷疑國會決策是否已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的影響。

隨著國民黨與中共互動日益密切，中國認同的模糊表述頻繁出現在國內政治語境中。傅崐萁在訪中期間強調「兩岸一家人」、「同文同種」，並在返台後積極推動具高度爭議性的國會改革方案。部分國民黨政治人物甚至在中國官媒表態「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試圖將台灣主體性重新嵌入中共的民族敘事之中。

這種論述策略，表面上訴求文化連結與歷史情感，實質上卻削弱台灣民主共同體所建立的政治邊界，使國內公共討論逐漸被拉入中共設定的語言框架。當政黨菁英成為統戰敘事的放大器，民主社會中原本應存在的多元辯論空間，反而被壓縮為單一政治方向的回聲。

國民黨與中共高度協調的現況，對台灣民主體制造成多層次衝擊。在價值層面，九二共識與台灣主流主權認同的落差，持續加深社會內部的認同裂痕。在制度層面，高度爭議的國會改革與預算阻擋行為，被質疑已偏離正常憲政制衡邏輯。在國安層面，頻繁且缺乏透明度的赴中行程，為中共對台滲透與認知戰提供現實操作空間。

當國會議員被質疑成為統戰言論的傳聲管道，甚至被懷疑以赴中接觸作為國內政治行動的參考依據，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礎勢必受到侵蝕。近期中共公開表態願意加強交流，賴清德總統回應和平不能建立在幻覺之上，正點出了當前局勢的核心風險。

在此背景下，國民黨正站在極為關鍵的轉型十字路口。若持續依附中國政治話語體系，忽視台灣社會日益明確的主體意識，不僅將進一步流失年輕世代支持，也可能在公共輿論中被視為統戰結構的一部分。民主政治的核心並非效率或交換，而是透明、對等與人民授權。

對台灣社會而言，提高對滲透手法的敏感度，補強制度防線，確保兩岸互動建立在民主監督與國安底線之上，已不只是政黨競爭的議題，而是整體民主能否持續運作的根本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