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歷史走向民主未來：以3月25日推動人權教育法的立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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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3月25日，不只是歷史上的一個日期，而是一段至今仍在影響台灣社會的記憶。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與壓迫之中，嘉義車站前發生了未經審判即處決地方仕紳的事件，潘木枝、盧鈵欽、陳澄波等人，在制度失靈的情況下失去生命。這樣的歷史，不應只停留在紀念或課本中的一行文字，而應成為我們理解「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關係」的起點。它所揭示的核心問題在於，當國家無法制衡權力、當社會缺乏對人權的基本理解，再進步的體制也可能在短時間內崩解。因此，3月25日的意義，不在於延續悲傷，而在於提醒我們：人權如果沒有教育與制度作為支撐，就無法真正被守住。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將3月25日作為「人權教育法立法宣示日」，其正當性來自於它具備清楚而具體的歷史對應。相較於2月28日作為整體性的國家紀念日，3月25日更能指向具體的人權侵害情境，讓社會理解制度失靈的實際樣貌，也更適合作為教育上的切入點。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取代既有紀念，而是形成一種層次分明的公共記憶結構：2月28日承載歷史的集體情感，3月25日則進一步轉向制度反思與教育行動。透過這樣的區分，可以讓歷史不只被記住，也能被轉化為持續運作的公共價值，使「不再發生」不只是口號，而是具體可推動的方向。

然而，當前人權教育在校園中的實際狀況，仍存在明顯落差。多數情況下，人權教育被視為課程中的補充內容，缺乏整體規劃與穩定資源支持，不同學校與教師之間的推動程度差異甚大。有些學生能透過課程深入理解歷史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有些則僅停留在零碎知識的接觸。這樣的不均衡，反映出制度層面的不足。也因此，推動《人權教育法》的立法，核心目的並不只是增加課程，而是建立一套長期、穩定且可持續的教育架構，包括明確的課程定位、跨領域整合、師資培育與資源支持，使人權教育從理念轉化為日常教學的一部分。唯有透過制度化，人權教育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判斷能力，讓他們理解在制度失衡時應如何思考與選擇，而不是在面對現實時失去方向。

從這個角度來看，選擇在3月25日提出人權教育法的立法倡議，其實是一種明確的價值宣示：讓歷史走出紀念，進入制度，並在教育中持續發生。這樣的立法動機，不只是回應過去的傷痛，更是為未來建立一個更穩固的民主基礎。當人權教育能夠在校園中長期累積，學生不只會理解自由與法治的意義，也會在面對差異與衝突時，具備基本的同理與判斷能力。進一步而言，這樣的教育將逐漸內化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影響公共討論的品質與制度運作的穩定性。人權不會自然存在，它需要透過教育被理解，透過立法被保障。當3月25日從歷史傷口轉化為教育與立法的起點，所代表的，正是台灣社會願意用制度回應歷史、用教育面對未來的集體選擇，也讓民主與自由的發展，能夠走得更穩、更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