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窮到只剩飛彈？揭穿國防假象：沒錢的國家註定守不住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在當前高市早苗政權的治理下，日本的國防安全辯論呈現出一種奇特的熱度。在美國從「期待」轉為強硬「要求」的背景下，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 2％，甚至討論未來達到 3％ 或 5％ 的數值目標，似乎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環顧國際局勢，從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烏克蘭戰爭的持續，到委內瑞拉等地緣政治的動盪，這種危機感的升溫確實有其脈絡可循。然而，在這股整軍經武的熱潮中，必須停下腳步，審視一個最根本卻被長期忽視的問題：以日本當前的國富，也就是實際的經濟國力，究竟能夠支撐多大的國防開支？

這是一個殘酷但必須面對的現實：國防是經濟的函數。一個賺不到錢、經濟動能枯竭的國家，註定無法保衛自身。當前的國防辯論往往陷入「數字遊戲」的迷思，卻忽略了國民所得購買力下降這一核心危機。若經濟基盤脆弱，單純堆砌國防預算的數字，無異於沙上建塔，終將難以為繼。

國防預算的數字迷思與經濟衰退的現實

日本的 GDP 曾在 1968 年，受益於前首相池田勇人（Hayato Ikeda）政權於 1960 年啟動的「所得倍增計畫」所帶來的奇蹟式成長，躍升為世界第二，並維持了 40 多年的經濟超大國地位。然而，這已是明日黃花。2010 年被中國大陸超越，2023 年被德國趕過，去年更被印度擠下，跌落至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位置，而英國與法國正緊追在後。更令人憂心的是，曾經位居世界頂尖水準的人均 GDP，如今已後退至全球第 40 名左右。

數據顯示，日本的實質薪資長期停滯，家計實質消費在 10 多年前的 2014 年第一季達到 310 兆日圓的高峰後，便再也未能突破此一水準。國民對於生活的實感，已從過去的「富裕」轉變為對「貧困化」的深層焦慮。在這種國民經濟狀況下，高喊防衛費 GDP 佔比的倍增，就像是一個家計已經嚴重赤字的家庭，不思重振家業，卻試圖通過大幅調漲保險費來尋求安全感。這不僅本末倒置，更可能加速財政崩潰。

歷史經驗顯示，凡是能夠維持強大國防的國家，無一例外都擁有強韌的經濟基礎。軍事力並非獨立存在的變數，而是建立在產業力、技術力、財政力與人力資本等總體國力之上的結果。「富國強兵」這四個字，雖然容易引發人們對日清、日俄戰爭時代的懷舊情緒，但其邏輯至今依然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對於今日的日本而言，最大的安全保障課題並非外敵入侵，而是國民正在喪失「賺錢的本事」，也就是國家正在失去「富國」的地位。

國際秩序的崩解與「阿根廷化」的風險

當我們將視野投向更廣闊的國際局勢，傳統的國際秩序正在經歷劇烈的重組與崩解。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賽門·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曾有一句名言：「世界上的國家可以分為四類：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日本，以及阿根廷。」這句話在今日聽來格外諷刺。日本正面臨著淪為「沒有天然資源的阿根廷」的風險。

如果依賴發行國債來支撐龐大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預算，市場終將給予無情的審判。阿根廷的美元計價國債違約歷史殷鑑不遠，國際機構投資人看重的不是承諾，而是違約時的資產回收率。日本雖然大部分國債由國內消化，但隨著財政紀律的鬆動與經濟結構的僵化，市場將日本國債視為高風險資產的日子或許並不遙遠。所謂「負責任的積極財政」，若只是掩蓋依賴舉債的事實，不僅無法結束「失落的三十年」，更可能將國家推向破產邊緣。

此外，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回歸也讓依賴國際法或盟國保護的想法顯得天真。早在明治時期，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Bismarck）就曾對岩倉具視使節團坦言：國際法看似規範著世界，但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力」。大國若有利可圖則遵守公法，若無利則以兵威推翻之；小國雖極力依賴公法，終究難敵大國之力。這一邏輯在今日川普重返白宮後更顯露無遺。

川普對國際法的輕視與「美國優先」的政策，顯示了美國帝國主義本質的回歸。從要求購買格陵蘭島以對抗中俄，到對國際組織的退群與經費削減，美國的戰略資源將優先用於恢復自身的理想樣貌，而非無條件維護全球秩序。盟友的價值取向將完全取決於是否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在這種弱肉強食的國際叢林中，期待美國單方面為日本或台灣承擔無限責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結語：經濟重建即是最高國防

面對美方強硬要求，日本不應僅是被動配合，將防衛費增額視為理所當然的保護費更是思考上的怠惰。真正保障國家安全的關鍵，不在於堆砌昂貴武器，而在於透過結構改革重建經濟基盤。缺乏賺錢本事的國家，在國際談判桌上註定沒有底氣，同盟關係亦不應淪為盲從或附庸。

通膨與購買力下降正侵蝕國力根基，日本迫切需要的並非焦慮的擴軍論，而是將「重建經濟」視為最高國防的冷靜戰略。唯有找回國家「賺取財富的能力」，恢復國民的富裕與自信，才能構築真正的防衛力量。沒錢的國家守不住，這條鐵律是日本必須深自警惕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