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增強國家安全：制度改革才是關鍵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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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錫惠

台灣社會對國安單位始終存在一種深層焦慮：為何部分政治人物與境外勢力往來的線索屢屢浮現，最後卻常以「查無實證」收場？為何重要科技人才跳槽、關鍵技術外流，最終只能被當成一般勞資糾紛或商業機密案件處理？

和美國對滲透案件快速出手、重判相比，這並不是台灣比較軟弱，而是我們手上的法律工具與制度防線，早已跟不上現實威脅。

問題的核心，在於「證明太難」。現行國安與反滲透相關法律，往往要求檢調必須證明行為人「直接受敵對勢力指揮或資助，並造成具體危害」。但中共對台操作早已改變方式，不再留下明確命令或直接匯款，而是透過文化交流、民間協會、補助活動等名義，長期、低調地累積影響力。表面看起來合法，實際卻難以用傳統證據串成完整犯罪事實，讓辦案人員即使「心裡有數」，也難以依法起訴。

這種制度漏洞，在科技領域尤其危險。長期以來，台灣把技術外流當成企業之間的競爭問題，只用商業機密法處理。但當外流的是半導體、國防或關鍵產業技術，影響的不只是公司盈虧，而是整個國家的競爭力與安全。雖然法律已新增「經濟間諜」相關條文，但實務上仍很難界定哪些技術屬於國家核心、又該如何證明行為人是「為境外勢力服務」。等到證據慢慢補齊，技術往往早已被轉移，損失已無法回頭。

金流問題，更讓情況雪上加霜。台灣對國內帳戶尚能掌握，但一旦涉及境外帳戶、第三地公司、複雜股權交換，甚至虛擬貨幣，追查能力立刻大幅下降。當資金被包裝成活動經費、顧問費或商業合作款項，檢調往往只能看到資金在流動，卻難以證明背後的政治目的或違法本質。

因此，許多國安案件最後只能轉向「辦得成的罪」，例如詐欺、洗錢、詐領補助或違反金融法規。這不是辦案人員不用心，而是在現行制度下，能讓責任真正落地的唯一方式。國安風險，被迫拆解成一塊塊刑事案件來處理。

美國的做法，正好形成強烈對比。美國不必一開始就證明你是間諜，而是先要求高度透明。只要稅務申報不實、金流來源不清、或未依法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就足以構成重罪。透過這種方式，外國勢力的影響力在行政與金融層面就被提前攔下，而不是等到國家安全已經受損，才亡羊補牢。

回到台灣，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某一個人，而在於制度漏洞本身。只要包裝得像民間交流、資金流向夠分散，就能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當國家安全只能靠運氣或偶然破案維持，民主制度本身就已承受巨大風險。

要真正增強國家安全，不能再只期待「辦案奇蹟」，而必須補齊制度防線。第一，建立更完善的外國代理人登記與申報制度，讓政治影響力與境外資金透明化；第二，強化科技安全的專業審理機制，讓關鍵技術外流能被快速認定與處理；第三，對涉及核心技術或敏感政治往來的人員，建立清楚且可執行的申報規範。

制度改革的目的，不是限制正常交流，而是守住民主運作的透明度與產業競爭力。否則，今天的「查不到」，往往只是帳還沒翻出來；等到真正爆發時，代價將不只是個案，而是整個國家必須承擔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