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資本主義不死之謎：為何越多人反抗、它就活得越好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冷戰終結後，西方世界曾深信市場開放與民主選舉將成為普世歸宿，如今這個信念正在碎裂。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26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的演說，直接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致上悼詞，呼籲各國坦然接受這場「斷裂」。左右兩翼的哀鳴交織成一幅陰鬱的共識圖像。在這片喧囂之中，一個尖銳的提問浮現：資本主義究竟為何持續存在？根據劍橋大學全球歷史實驗室主任傑瑞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於2026年4月21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答案或許比我們想像的更弔詭：資本主義之所以不死，正因為它始終承受著來自內部的緊張與來自外部的抗拒，並將這些力量轉化為重塑自身的動能。

資本主義的前世：暴力、國家與商人的神聖同盟

哈佛大學歷史學者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在其著作《資本主義：一部全球史》中，提出了一個令自由派不安的論斷：資本主義從來就不需要自由主義。阿德爾曼指出，貝克特將資本主義定義為「一個受資本無止境積累所驅動、由國家結構所形塑、並不斷將一切投入與產出商品化的全球過程」，其根源遠早於自由民主年代。真正推動資本主義登上世界舞台的，是1500年後西歐的一場歷史性交易：商人將資本借貸給國家以建造軍隊與艦隊，國家則以武力保護商人的財產與壟斷貿易。這就是貝克特所謂的「戰爭資本主義」，一個建立在強制、掠奪與奴役之上的經濟體系。

這幅圖景的核心是勞動力的商品化。資本家透過圈地運動、殖民擴張與奴隸貿易，迫使無數人成為市場上的勞動力出售者。貝克特提供了一項數據：1770年至1860年間，巴西、古巴與美國為生產咖啡、棉花與蔗糖而蓄養的奴隸人口，從100萬膨脹至600萬，規模遠超同期歐洲工廠中的無產階級。他因此寫下那句判詞：「工業革命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奴隸制的黃金時代。」

自由主義的幻象：辯護、掩飾與壓力釋放閥

在貝克特的敘事中，19世紀興起的自由主義本質上是為暴力擴張披上正當性外衣的意識形態工具。阿德爾曼的分析顯示，貝克特認為自由主義者將資本主義「自然化」，宣稱市場運作受制於看不見的手，而實際上這套體系始終被專業官僚階層精心管理。西方強權在中國大陸、印度與非洲以推進「市場自由化」之名，行瓜分非洲、強加不平等條約之實。到了20世紀，冷戰自由主義者更將購物自由與投票自由綑綁成意識形態武器。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大型銀行獲得紓困而數百萬人失去工作與房產的殘酷對比，讓自由主義的信用迅速瓦解。

更令貝克特悲觀的是，即便人民起身反抗，結果也總是令人沮喪。阿德爾曼引述貝克特的觀察指出，從農民抵制圈地運動、奴隸焚燒甘蔗園到礦工與警察搏鬥，每一次抵抗都以失敗告終。即便是20世紀最重要的去殖民化浪潮，在貝克特看來也未能真正切斷資本主義的邏輯：「所有後殖民社會無一例外地延續了殖民計畫的核心特徵。」資本主義的故事似乎只剩下一條單行道。

重塑的密碼：緊張如何轉化為革新

然而，阿德爾曼認為這幅陰鬱圖像忽略了資本主義最獨特的特質。他寫道：「資本主義社會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將緊張與抗拒轉化為革新。」在19與20世紀，自由主義政治體制創造了辯論與競爭的空間，迫使經濟體系做出調整。每一次觀察家預言資本主義的末日，這個體系總能浴火重生。阿德爾曼指出，貝克特的悲觀論與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樂觀論同樣失之偏頗，兩者都未能捕捉這段歷史的複雜性。

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馴化作用並非全然虛假。阿德爾曼的觀察顯示，正是在加拿大與歐洲的自由主義政體中，有組織的勞工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1945年後的30年間，西歐從二戰廢墟中迅速重建，實現了強勁的包容性成長。在日本與韓國，透過土地改革打破莊園體制的農業社會，同樣迎來高速的戰後成長。與此對照的是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權逆轉農業改革，反而導致成長放緩與緊縮政策。阿德爾曼更指出，戰後自由主義政體也推動了帝國解體與去殖民化，重塑了1945年之後的國際分工，曼谷與奈洛比等城市中興起的消費生活，打破了資本主義等於無盡苦難的刻板印象。

數據也支持這項判斷。阿德爾曼寫道，1990年全球超過20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到2025年這個數字已降至約8億。極端貧困的減少主要發生在後殖民社會，尤其在亞洲：1970年至2016年間，亞洲在全球製造業產出中的佔比從約4%攀升至40%。阿德爾曼將這個過程總結為：「資本主義內在的緊張賦予了它能量，產生了無數的變體，並將世界帶入相互依存的狀態。」

後自由主義時代的十字路口

那麼，當自由主義如今顯然正在退潮，資本主義的未來將走向何方？阿德爾曼的看法既不天真也不絕望。他承認，德國大企業未曾為納粹摧毀威瑪共和國而哀悼，阿根廷財閥欣然配合軍政府的獨裁統治，資本家對自由價值的承諾向來三心二意。中國大陸在沒有多元政治與公開辯論的環境下依然蓬勃發展的事實，更強化了一個印象：後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或許不過是退回其原初形態。然而阿德爾曼警告，若當前的「斷裂」確實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那麼過去兩個世紀的經驗恰恰證明：資本主義在自由主義時期所獲得的那種混合共識與衝突、不斷自我革新的能力，才是它真正的力量來源。拋棄這份遺產，也許才意味著資本主義真正走向了沒落。

結語

資本主義的韌性，不在於神聖不可侵犯的經濟法則，而在於它承受矛盾、吸收反抗、並在政治空間中進行自我修正的能力。阿德爾曼的核心洞見，是將資本主義視為一個永遠處在緊張狀態中的動態體系：它既製造不平等與剝削，也在壓力下創造出更廣泛的繁榮與更多自主空間。貝克特筆下那部冷酷無情的商品化機器，與傅利曼眼中自由與繁榮的良性循環，都不是故事的全貌。真正的歷史，是兩股力量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中相互拉扯、彼此塑造的過程。如果卡尼所言不虛，當前正是一場裂變的開端，那麼決定資本主義能否再次重生的關鍵，不在於能否擺脫自由主義的束縛，而在於社會能否重新打開辯論與競爭的空間，讓緊張再次成為革新的燃料。資本主義死了太多次，以至於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它還會再活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