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近年校園現場出現一個值得正視的現象:教師除了面對教學壓力之外,也開始承受越來越多來自學生的言語暴力、情緒羞辱,甚至肢體衝突。日前媒體報導,有國小教師遭學生丟擲物品,並伴隨「傻B」、「祝你全家死光」等激烈辱罵,引起教育現場廣泛討論。許多第一線教師看到新聞後,其實感受到的不只是震驚,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無力感。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類事件早已不是單一案例,而是校園秩序、家庭教育、情緒教育與制度失衡交錯下的結果。
從教育專業角度來看,現代教育當然不可能回到過去威權式管理的年代。體罰、不當羞辱與高壓統治,本來就不應存在於民主教育環境之中。當社會在強調學生權益的同時,若忽略教師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尊嚴與安全保障,也會造成教育現場另一種失衡。尤其在現行制度下,不少教師對「校事會議」產生高度壓力。原本校事會議設立的目的,是處理疑似不適任教師案件,保障學生免於不當對待,這個制度的出發點並沒有問題。但實際上,部分教師會擔心,只要學生或家長提出申訴,即使只是合理的班級管理或秩序要求,也可能被放大檢視。久而久之,老師容易陷入「少做少錯、不管最安全」的防衛心態。
而這種寒蟬效應,最後受影響的其實不只是老師,而是整體學生的受教權。因為班級經營本來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規範與秩序。若教師失去基本的教學權威,學生便容易誤認「自由」等於「沒有界線」。在教育學中,班級經營強調的是「有界線的關懷」,也就是在尊重學生個體差異與情緒需求的同時,仍必須維持團體規範與基本倫理。當學生對教師出現長期性的辱罵、挑釁或情緒攻擊,而學校沒有明確介入機制時,其實會逐漸破壞師生互信關係,也會讓其他守規矩的學生在混亂中失去良好的學習環境。這也是為什麼「教師保障權」與「學生受教權」並不是互相對立,而是彼此依存的概念。沒有受到制度支持的老師,很難建立穩定健康的教學現場;而失去秩序與尊重的班級,也很難真正落實有效學習。
現階段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回到過去的高壓教育,而是如何在民主教育制度下,重新建立「權利與責任並存」的校園文化。首先,教育主管機關應更清楚區分「不當管教」與「合理管教」的界線,避免所有師生衝突都直接被簡化成教師責任。其次校事會議制度應強化程序正義與專業判斷,避免教師在案件尚未釐清前,就先遭受輿論定罪或行政壓力。同時當教師遭受言語暴力、網路羞辱或肢體侵害時,學校也應啟動教師支持機制,包括行政協助、法律諮詢、心理支持與家長溝通,而不是讓老師單獨承受。此外,校方與學務系統也應重新檢視校規落實問題。許多學校雖然有校園規範,但實際執行卻因擔心爭議而逐漸鬆散,導致學生對制度失去敬畏感。教育部若能加強與校長、學務主任及家長端的溝通,建立一致性的校園規範與輔導機制,將有助於恢復教育現場的穩定。
教育的核心,從來不是讓學生害怕老師,也不是讓老師害怕學生,而是讓彼此理解「尊重」與「界線」的重要性。真正成熟的民主教育,不只是保障學生表達權,更應教導孩子如何負責任地使用自己的權利。老師不是完美的人,但教師也不應成為制度中最容易被犧牲的一方。當教師的教導權與人格尊嚴能被制度合理保障時,學生的受教權其實才會更加完整。因為一個穩定、安全、彼此尊重的校園環境,才是真正有利於孩子成長的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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