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重新思考高齡駕駛政策，年齡上限不是安全的答案

文/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高齡駕駛政策長期以來多以年齡作為評估風險的粗略工具，從頻繁續照到視力或認知檢查，都出自一個看似簡單的判斷，年齡愈大風險愈高。回顧政策演進脈絡會發現，許多規範並非源自完整的實證研究，而是社會對事故的恐懼與政府快速回應壓力的產物。這種管理方式忽略了老年人的移動自由與心理健康，也忽略了安全風險其實存在極大差異化。

政策制定者早先基於兩項假設認為高齡者事故率較高，並假定年齡能直接反映生理與認知衰退。這些觀念有統計依據，卻沒有看見個體差異，同樣八十歲，有人反應仍敏捷，有人早已無法應付路況。當單一事故被放大，社會焦慮高漲時，政策往往變成一種「越老越懷疑」的邏輯，行政負擔與心理壓力卻全由長者承擔，甚至有人因害怕失去駕照而隱瞞病情，讓風險更難被及早發現。政策的初衷是保護，最後卻可能適得其反。

研究指出，高齡駕駛安全問題真正與視覺退化、注意力與反應時間變化、藥物交互作用、特定時段行駛風險與駕駛習慣差異高度相關。風險來自個體能力，而不是出生年份。以年齡為主要判準，看似公平一致，實際誤傷低風險者，也無法鎖定真正需要介入的高風險者。

政策制定過度依賴年齡還有三個明顯盲點。停駕往往拖累生活品質，喪失駕照等同喪失自主，孤立與憂鬱風險隨之上升。替代交通不足使停駕等於停生活，尤其在公車服務不足的區域更為明顯。科技應用缺位也是問題，新一代駕駛輔助系統早已能顯著降低風險，政策卻少有引導或補助。把限制當成唯一工具，往往反映治理缺乏深思。

更成熟的高齡駕駛治理應從精準辨識風險出發。定期功能適任評估比年齡天花板更公平，以視力、認知、反應時間或用藥情形決定是否須限制時段與路段行駛。政府應促進科技升級，提供倒車影像、自動緊急煞車與盲點偵測的補助，讓車輛成為安全後盾，而非風險放大器。替代交通更要提前到位，提供共享運具、長者交通券、醫療接送與社區接駁，讓暫停駕駛不會導致社交與就醫中斷。即使停駕，也必須給予復駕路徑，透過治療或訓練再度檢測，不讓駕照成為一次性剝奪。

高齡友善社會不能只談風險防控，更應兼顧自主、尊嚴與公平。以年齡論禁駕看似簡單省事，實則貽誤精準治理，也讓長者背負不必要的汙名。真正成熟的政策，應當承認差異、尊重個體、補上配套。問題不在多少歲該停，而在每個人需要什麼樣的支持才能安全持續生活。這正是檢驗政策是否跟上時代的關鍵。